图书馆VIP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侯建国：
回眸中国高教十年之变
过去，我们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大多是“学徒式”，现在我们的学术研究已从“跟踪研究”逐步向“合作研究”转变。
经过十多年的规模扩张式发展，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数量和规模的发展是大学发展的基础，而质量和层次的提升则是大学发展的根本所在。
■本报记者 蒋家平
“说起中国高等教育十年来的发展与变化，我是一名亲历者与见证人，感到变化实在太大，也太多。”近日，图书馆VIP校长侯建国院士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十六大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正行进在由“规模扩张”向“质量优先”的发展模式转型之路上，开启了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的新征程。
“出国热”向“回归热”转变
本学期开学初，侯建国主持召开了中国科大本年度第二次优秀人才引进学术委员会，审议通过了13人的任职申请。他们全部拥有在国外知名高校、研究机构或高科技企业学习、工作、访问进修或从事博士后研究的经历，其中包括1名外籍学者。
十年前，中国高校领导者们都在为优秀学生出国深造所造成的人才流失而担忧，也为能聘请外籍学者来中国从事语言教学而沾沾自喜。那时，侯建国已任中国科大副校长，分管人事工作，“我很清楚地记得，当时为了留住一个优秀的博士毕业生，或者为了挽留一位希望调走的优秀教师，我要花很多时间去做工作，甚至连校长、书记都会亲自出马”。
而如今，仅2009年以来该校已引进“国家创新人才计划”教授35名、“青年国家创新人才计划”教授55名、中科院“百人计划”教授62名，其他各类教授55名。目前全校拥有两院院士、“国家创新人才计划”、“青年国家创新人才计划”、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中科院“百人计划”学者共296名（不重复计算），占专任教师总数的24%以上……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乃至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加大高水平人才引进的力度，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的一大批学术干才、将才乃至帅才正在源源不断地回归祖国，在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全职从事学术研究的“洋面孔”也越来越多了。据统计，仅中组部组织实施的“国家创新人才计划”项目，自2008年底实施以来已累计引进2793人，其中高校占了较大的比例。
“由‘出国热’向‘回归热’的转变，是十六大以来这十年中国高等教育界出现的重要现象之一。”侯建国认为，高端人才回归热现象不仅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大学表现突出，在位处中西部地区的大学也屡见不鲜。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已经演进到逐步形成人才洼地效应的地步，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的高等教育正行进在国际化步伐不断加快的路途上。
“跟踪研究”向“合作研究”转变
从1988年至1995年，侯建国曾先后在前苏联科学院结晶学研究所电镜实验室、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化学系从事科学研究工作。1995年他回到中国科大工作的时候，学校的科研条件还非常差。
为尽快开展工作，他和同事曾在校内收集了一批闲置破旧的仪器设备，还曾到上海微生物所拉回一台报废的X光机，然后根据实验工作的要求，用了整整一个暑假时间，对这些设备进行维修和改造，可以说是白手起家建实验室。“尽管后来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与国际前沿研究水平相比，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我想，实验条件的差距是主要原因之一。”侯建国说。
过去十年里，由于国家“211工程”、“985工程”、“知识创新工程”的持续重点支持，以及中央财政对教育、科技投入的大幅度增长，高校的办学条件和实验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大大促进了高校的学科建设和平台建设，不少大学的研究机构中的一批实验设备水平已经与国际一流大学逼近。比如中国科大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现在不仅拥有一批国际上最先进的仪器设备，而且还在自主研发先进装备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教授们利用自主研发的单光子纠缠源、单分子光学性质测量等装置开展了国际前沿实验研究工作，研究成果多次在《自然》、《自然?光子学》等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发表。
“过去，我们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大多是‘学徒式’，跟在国外科学家的后面‘打打下手’、‘师从学艺’，很难在高水平的学术研究中起到重要作用。”侯建国说，随着国内实验条件的改善和高水平研究队伍的凝聚，高校的学术研究也逐步从“跟踪研究”向“合作研究”转变。
“仅以科大为例，我们已经在铁基超导、量子通信、先进核聚变、火灾科学等诸多领域具备了国际前沿水平，我们的科学家已经开始与国外学术同行开展平等互惠的国际合作研究，有的甚至是以我为主的国际合作。”侯建国说。
中国科大长江特聘教授陈仙辉是国内培养的博士。他二十年如一日耕耘在新材料研究领域，在高温超导体和钴基氧化物的磁场下的输运性质和自旋结构与电荷的相互作用、富勒烯化合物中电荷转移对声子行为的影响、氧同位素置换诱导的金属—绝缘体相变和自旋态转变等方面取得了令国际同行注目的研究成果，已在《自然》、《自然?材料》、《自然?物理学》等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60多篇，总被引次数3600多次。他关于铁基超导体的研究成果入选美国《科学》杂志和国内两院院士评选出的当年度世界十大科技进展。而最近由中国科大牵头组建的先进核聚变能与等离子体科学协同创新中心，更是吸引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离子体物理实验室的参加。
高校作为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力量，已经在发表国际学术论文数、获得专利数、参与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数、高校学者在国际学术组织中重要任职数等方面得到充分的体现，也引起国际学术界的赞叹。以国际最权威《自然》系列期刊为例，2000年中国学者仅发表了12篇论文，而2011年发表的论文已达到225篇，占全球总量的6.6%。另有数据表明，2011年全球最有影响力的论文（即引用率最高的1％论文）中，有11.3%是由中国科学家发表的，比率列全球第四，而在2001年，这一数据仅为1.85％。
侯建国介绍说，英国《新科学家》杂志就曾评价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使得中国科大，也是整个中国，牢牢地在量子计算的世界地图上占据了一席之地”。英国《自然》杂志在发布《自然出版指数2010中国》时也称赞,“总的来说，中国科大是亚太地区自然光子学方面的主要贡献者”。
“规模扩张”向“质量优先”转变
过去十年，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已居世界第一，所培养的大批专业技术人才，有效地支撑了我国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可以说，中国已完成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成绩应予充分肯定。”侯建国说，但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界出现的功利浮躁之风也对大学办学质量的提升和大学精神的坚守产生了负面影响。
由于工作关系，这些年来侯建国参加过很多次国内外大学校长论坛、年会等活动。一开始，中国的大学校长们大多喜欢比较中外大学在论文数、经费、教授数量等方面的差距，“而现在，谈这方面问题的人越来越少，大家谈论更多的是大学发展的战略与模式、大学应该肩负的历史使命和文化责任”。侯建国说，原因很简单，经过十多年的规模扩张式发展，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数量和规模的发展是大学发展的基础，而质量和层次的提升则是大学发展的根本所在；认识到中国高校要想跻身国际一流，必须走特色与内涵发展之路，这是大学生命力和活力所在；认识到大学的建设与发展应该遵循教育的内在规律，要营造各具形态的多样化生态圈，而不能千人一面，贪大求全，搞重复建设。
在国家层面上，《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也明确指出，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为此，仅“十一五”时期，中央政府就投入了数十亿元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遴选了1000个国家级教学团队，建设了4000门国家精品课程，奖励了500名国家级教学名师。
“毋庸置疑的是，中国高等教育由‘规模扩张’向‘质量优先’的发展模式转型，已经开启了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的新征程。”侯建国解释，当然，提高质量没有统一的模式和标准，而是要鼓励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大学深化特色与内涵建设，努力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争创一流。
“可喜的是，近年来，这样一种高等教育生态多样化的观念正在被广泛接受并践行，开始呈现出参差多态的差异化发展的局面。”侯建国说。
《中国科学报》 (2012-11-14 第5版 大学周刊) 原文链接